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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凉山叙事》:一部恢弘的彝族史诗

发布日期:2021-06-15 01:43   来源:未知   阅读:

  天津市科技周启幕 新增34家科普《凉山叙事》是一部反映大凉山彝族脱贫攻坚历程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聚焦脱贫攻坚主线,真实再现大凉山摆脱贫穷、移风易俗的艰难历程,既写出了大凉山区独特的自然环境,真实的彝族生活,记录了脱贫攻坚过程中诸多难忘的人与事,也表现了罗伟章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多维观察和思考,整部作品情感饱满,思想深刻。

  《凉山叙事》是一部感人至诚也发人省思的非虚构作品。罗伟章两赴凉山,以信札的形式,讲述彝族的历史变迁、文化品性、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作品聚焦脱贫攻坚主线,真实再现大凉山摆脱贫穷、移风易俗的艰难过程,整体上气势恢宏,细节处生动可感,既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着扎实的生活基础,叙事从容有度,情感真挚热忱。这部作品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彝族变迁、大凉山的风俗民情,思考文化现代化路径,都有着重要意义,堪称一部关于凉山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百科全书。

  历史文化变迁,是长篇小说擅长的宏大叙事。近年来,非虚构文学以贴近历史和现实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较之虚构文学,反思立场和问题意识更加鲜明。其中,阿来的《瞻对》是一部非常重要的长篇历史非虚构作品,罗伟章的《凉山叙事》与《瞻对》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和现实的观照,都蕴含着作家关于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化的深刻思考。罗伟章深入山区两个多月,走访调研,实地生活,对彝族民众的生活现状和历史文化有了非常直接而丰富的感受,他的调查和写作,既有与身俱在的热切,也有出离其外的冷峻。

  罗伟章没有按照时间线索为我们推演彝族变迁史,作品开篇就告诉我们,1950年之前,大凉山还“闪动着奴隶主黑色的鞭影”,那里的山水和民众,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谓“一步跨千年”,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彝族生活与当代社会的隔膜和错位。在人类学家眼里,大凉山曾是人类保存最完整的奴隶社会活化石;在文化学者眼里,这里则是拥有上千年璀璨文明的神秘之地。彝族学者巴且日火认为:彝人未能完全舍弃传统文化的旧行囊,行走在现代文化的大道上难免有“踉跄”之感。这种不适应性,恰好表现为改变起来的困难重重。位于西昌东南郊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反映奴隶社会形态的专题博物馆。对于大凉山区来说,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文化遗产,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都难免如影随形,历史不是一转身就可以揭开新的一页,文明更不可能迈一步就上一个新台阶,真正对历史负责的做法是首先对历史有足够的尊重。

  罗伟章在去昭觉之前,和普通汉族读者一样,对彝族的了解,基本局限于叙事长诗《阿诗玛》。至于深藏在昭觉县的博什瓦黑岩画、三比洛呷恐龙足迹化石、尔舞山风光,通达越南和日本,跨过北方的更北方,成为部分爱斯基摩人的祖先,以及渡过白令海峡远赴美洲成为印第安人始祖的彝人生活,几乎是全然陌生的。对一个民族的内部书写,要建立在情感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之上,有体恤和理解,才能真正有完整深刻的认知。初到凉山,彝人用彝语交流,罗伟章一句也听不懂,对他而言,语言是一堵古老沉厚的墙,把他与彝民完全隔绝。融入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加深情感的过程,罗伟章为我们描述了他眼中的彝民生活:这是一座沉默的城。在某棵道旁树下,或宾馆、店铺外的墙角,会突兀地蹲着一个老人,有时蹲着一排,擦尔瓦遮了全身,只露出头来,大多双唇紧闭,目光平视前方,形成更深的沉默。这是彝族特有的生活表象,那么,在他们沉默的外表之下,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灵世界?这些追问与“诗和远方”没有任何关系,罗伟章更愿意用心去了解和抵达的是跨越语言文化屏障的大凉山彝民的真实生活。

  人类学家林耀华说:“凉山的奴隶制不仅带有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而且有着鲜明的种姓制度特征。黑主白奴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血统鸿沟。”追溯彝族历史,罗伟章列举了几位学者的观点。彝族学者且萨乌牛认为,彝族至少有万年历史,彝文则有九千年历史。古文字学者刘志一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就是长江中游地区一万年前的古彝文。钟鸣认为,彝族曾是夏朝统治者,彝文也是夏代官方文字。如今被称为刻符或图谱的,比如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许多铭文都是彝文。历史,就这样附着在时光之上,在步入现代社会的缓慢进程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一步千年,正如罗伟章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汉族作家,如何去书写彝族地区的情况?如何才能真正深入到彝族人民的内心世界?这是我首先遇到的问题”书写凉山,罗伟章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始终围绕“一些难以改变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该如何改变”这一主题,不断拓展和深入历史,追溯彝族社会变迁轨迹,追踪现实困境,也追问未来的诸多可能。

  《凉山叙事》真实记录了大凉山的生活状态、现实处境和自然环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我们常常用共同体来标签化一些群体,并不去区分其内在的建构基础。共同的文化心理积淀,形成认知上的同构性,民族与民族主义是西方世界步入“现代”过程中思想上的重要特征。民族共同体建立在日常性和世俗性之上,与民众情感共同体相联,而民族意识,则是基于身份认同的有机性共同体。

  从族群和社会这两个维度看,罗伟章在《凉山叙事》中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是多视角和多元化的。当代社会的移动性不断增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彝族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尽管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彝族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家支并没有解体。大凉山虽然在不断摆脱封闭性,但内在的文化维系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文化现代化是脱贫攻坚的突破口,尤其是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面对现代化进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历史重述,民族演化,文化认同,命运共同体,社会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裂变,这个时代经历的很多事物都是崭新的,问题却可能依然陈旧。当代人经常提及乡愁,仿佛正在失去的故乡是不变的乐土和乌托邦,然而都市生活日新月异,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乡村永远保留童年模样?怀旧,作为一种精神向度,面对不断提速的生活,更像是一种心理逃避。有些人留在时代后面,或者站在历史背面,用个人的时代经验,去尝试阐释世界和生活的全部,无疑是盲人摸象。文化现代化是一个严肃话题。处于舞台中心的北上广深,已经实现高度开放的现代化;大凉山区,还停留在刚刚走过奴隶社会的半封闭状态。如何在二者之间建构可以被理解的生活、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就这一点而言,知识分子的乡愁是缺少现实依凭的。

  阅读《凉山叙事》,可以比对李杭育《最后一个鱼佬儿》,雷平阳的基诺山文化。孙立平反复表达的乡村忧虑,这里面有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我们怎样对待物质贫困和文化消亡。“文学历史化虽然主要指向过往或已然的历史生成衍变,讲的是过去,但说到底,它还是受现实所左右。”也就是说,文学不可能脱离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凉山叙事》是文学作品,但有着非常鲜明的思辨性。这种思辨性产生的力量,比猎奇式的展览,显然有意义得多。罗伟章选择回到生活实践,进入社会结构内部,尽量从现有秩序中看到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改造大多数时候是无效的,甚至是副作用的,对于文明与进步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吴叡人在总结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时说到,二者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一方面民族具有历史属性,是文化、血缘上联结的纽带;另一方面民族又是现代的,世界范围内民族身份、范畴的确立,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政治、文化秩序息息相关。彝人面对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融入与退守,可以带给我们关于文化传承、置换和再生的诸多思考。罗伟章基于现代性认同,思考的是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可行性和切实路径。

  书写凉山热土,罗伟章满怀感动和忧思,他有社会文化研究者的理性和耐心,也有关心社会民生的真诚和热忱。他的书写对象是陌生的,但柴米油盐生老病苦的生活是切近的。在剖析大凉山贫困的历史现实原因时,他保持了基本的理解和公允的评判。罗伟章说,两下凉山,他都深受感动。不止一回,结束采访回到住地,整理笔记和录音时都心潮难平。一方面是彝族贫困现状让他动容,另一方面是为脱贫攻坚干部正在这片土地上忘我付出和执著追求而深受感动。当然,只有感动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真正有所发现,并且真实记录自己的发现,负责任地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人付出的汗水甚至生命。他希望自己的写作指涉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我们”,不只是“今天”,还有“明天”。这一段话非常重要,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面对价值观的分裂,作家应该书写什么,怎样书写,才能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一切,才能不仅仅是用挑剔的眼睛去看生活,还能够自我反思,不仅仅看到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一切,还有能力对明天的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读书人的追求。这里面有对自我的期许,也有对生活的信赖,坚信读书的价值和日常生活的意义。罗伟章在宏大的历史文化命题之外,更多展示的还是生活,最普通的那群人的生活,他们看待社会变迁的姿态,以及个人必须经历的改变。大凉山景美人穷,风俗难易。穷,懒,虚荣,酗酒,偷窃,女性地位低,教育水平差,文明程度低。外面的世界喧嚣躁动,充满了物质欲望;大凉山深处,并不是与世隔绝,同样充满了对物质的渴望,无论是时代的引领者还是落伍者,其实都是与时代捆绑在一起的,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你们搞这套,好是好,可是你们在这里树立了威信,将来你们走了,留下个烂摊子,我们咋办?”一直往前走,还是回头路,这不仅是摆在彝族面前的选择题,也是脱贫攻坚干部同样需要思考的。在当地干部眼里,原来的路走习惯了,也习惯了让老百姓怕自己,而“好”是短暂的,也缺乏继续好下去的动力和能力。

  沿着什么样的方向,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罗伟章写出了自己的思考:路不仅是路,还是世界观,有了路,传进来,带出去,形成循环,就能制造氧气,补充新鲜血液。罗伟章说,“作为生在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为不放弃而书写,写出其中的不易和意义,是我最根本的责任。”作家是一个书写者,作为一个怀抱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书写者,首先应该发现事实,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罗伟章努力为我们记录下那些为脱贫攻坚做出贡献、挥洒汗水、忍受孤独,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他希望自己能够走到这个民族的深处去,从观念层面,尽可能深入挖掘贫穷背后的深层原因,写成好的文学作品,从而帮助外界人理解凉山脱贫攻坚的巨大意义和艰辛不易。对于凉山彝族为什么有那样的传统,为什么有这样的今天,罗伟章从历史积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角度,做了系统梳理。他的思考和写作是理性而节制的,从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他的困惑和焦虑,执著和担当。

  罗伟章的思考是多视角的。不仅民众急需脱贫,干部的思想和精神也要脱贫。这其实是一个很多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追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罗伟章给出了自己明确的判断:对于一些人来说,不是忘了的问题,而是早已经变质了。有些领导是被服务惯的,要他们“移风易俗”,回到初心去为人民服务,需要改变角色定位,包括对身份、地位和权力的重新理解,相当于脱胎换骨,因此比普通百姓改起来更难。脱贫攻坚之所以难,是因为不单指物质脱贫,还包括精神脱贫,领导干部应该首先改变自己,真正走到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感情上和他们在一起,一起与贫穷战斗,锻造一支有百姓情怀、能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意义更重大。同时,要想真正改变落后,拔掉“穷根”,关键是教育。如果不从根本上提升素质,很难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也很难保证不返贫。在生活层面,既要教会彝民种菜和做菜,更要教会他们说普通话,读书有文化,“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话”“一村一幼”,学前学会普通话,是很关键的第一步。如何保证入学,降低辍学率,这是关涉当下的重点,也是关乎未来的起点。在作品最后,罗伟章写到,在凉山和大凉山腹地昭觉县,朗朗的读书声正穿云透雾,迎向晴空。朗朗书声让未来充满了希望和生机,也让我们对无限美好的大凉山充满期待。

  和辻哲郎在《风土》中谈到,风土是指某一地方的气候、气象、地质、地力、地形、景观等的总称。风俗习惯根植在日常生活中,代代相传。和辻哲郎追问,既然时间可以运用到主体的存在方式中去,为何空间不能同时运用于同一根源的存在中去?风土制约着特定地域文化特质的形成,不同族群处在不同的风土文化之中,在“风土”中发现自己,确定自己,了解自己,是人与环境的相互塑造。全球化带来了很多人对于地方性事物的强烈依恋,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乡愁。当代人的乡愁里包含着主体分裂。延续风俗,是对于某种具有集体记忆的共同体的渴求,是在一个被分割成片的世界里对于延续性和完整性的向往。

  移风易俗很难,不仅仅因为民族信仰,还因为特别具体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彝族的生活习惯受自然环境影响,还有严重的精神属性。彝人习惯了烧柴做饭,塘火终年不熄,除用于取暖、照明、炖煮或烘烤食物外,亦是聚友会客的中心;精神层面,彝人崇拜火,认为“火由人的祖灵变来”。老板萨龙提及,思想相对开放,观念相对先进的是小凉山;离汉区远,代表贫穷落后的是大凉山。除了用火习惯,还有人畜混居:搬迁进城的村民,依然保留着养猪养鸡的习惯,不让养就偷偷养。这种习惯里面,有生计需要,更多的是打发日子,是对劳动和家园的怀想,以及由此而生的是自我身份确认的问题。日常生活中的恶习还有酗酒:罗伟章讲述了他第一次到昭觉,住在宏祥宾馆,满电梯的空酒瓶,到处都是呕吐物。酗酒几乎成了部分人的生活常态。为了改变这些生活恶习,脱贫干部号召五项革命:红白事宜革命、生活用能革命、餐饮习俗革命、厕所文化革命和个人卫生革命。还把个人卫生革命细化为五项,称作“五洗革命”:洗脸、洗手、洗脚、洗澡和洗衣服。虽然听上去让人哭笑不得,确是大凉山实实在在的生活。

  罗伟章一路写来,有些情节是压抑的,有些饱含着感人的热诚。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一种我们不了解的文化,慢慢浮现出来。那些神秘而充满独特色彩的风俗民情,充满古老的生命力量,罗伟章没有无视这一切。他耐心写下他看到的生活原貌,记录生活的细节,在文字中捕捉光和温暖。《凉山叙事》在现实主义表达里意味着克服困难,寻找出路。在生活面前,有些人是胜利者,有些人是失败者,很多普通人每天承受生活的挫败感,对于他们而言,生命中除了酗酒,其他是无意义的。哪一种生活才是有意义的?从陈旧的习俗中摆脱出来,焕然一新的生活从此没有自我质疑就能获得文化自足了吗?周围的一切有着自己的秩序,重新命名一种生活,确定一个坐标,不会摇摆而且持续地向前,并不容易。罗伟章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贫困的思考,在文化意义上构成了内在的思想张力。

  贫穷的原因很多,摆脱贫穷的过程很难也很漫长。脱贫,首先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还是生活观念的改变,让贫困地区具备造血能力,远比简单输血来得重要。现代性的过程,是内在秩序的改变,关乎看待世界的眼光,甚至关乎信仰。罗伟章梳理彝族文化历史,是为了看清楚大凉山的现状和未来。他给出了很多具体的数据,这些数据让读者可以建立起具体可感的认知,包括大凉山的贫穷程度以及社会落后状态,从而让我们真正理解一群人的命运,而不是听起来更像是分享传奇故事。真正能够被理解的还是生活本身,无论哪种生活方式,首先要能够被接受和理解。教育基础和文化基础,决定了共同的心灵基础,也就是生活意义的真正理解。

  对民族、传统、扶贫和时代,罗伟章都有自己的看法。谈到读书的意义,在于能在日常细节中融入社会理性,并引导人承担共同的社会义务,读书和思考,赋予那些被启蒙者以情怀和信念。扶贫干部捐赠了大批过冬物资、书籍、体育用品,帮助治病、就学、修路、安电灯,可以说是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全面的扶持。罗伟章很清楚,脱贫攻坚既要扶贫,也要扶智和志。因为彝族同胞会说:我没有钱,没有粮,没有牲口,没有房子……但他们不会说:我没有志气。有些从大凉山走出来读书的年轻人,对故乡同样有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脱贫攻坚之所以任重道远,就因为包含着精神层面的改造。

  罗伟章记录了多位个性鲜明的脱贫攻坚干部,记述了很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感人故事。洒拉地坡乡的帮扶队长杨宁,军人出身,主动争取到昭觉扶贫;徐振宇、徐旸、毕艳等人也都是主动请缨。徐振宇是碗厂乡帮扶队队长,兼西洛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有日常的点点滴滴,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就是一只萤火虫”。徐旸,日哈乡觉呷村驻村队员,来自泸州市城管局路灯管理处,他为孩子们采购了大批物资,包括衣物、围巾和鞋子,和毕艳一起去学校分发,孩子们说:“谢谢叔叔阿姨”,两人离开时,孩子们又说:“叔叔阿姨再见”,就为这短短两句话,他们泪流满面。一个月内,他们收到价值30多万元过冬衣物和学习用品,建起了“徐旸爱心工作站”。脱贫攻坚,给昭觉乡村带来了希望和光亮,遍地路灯照亮了每一个夜晚。由武警四川省总队定点帮扶的梭梭拉达村,不仅修了村卫生室、村文化室、爱民文化广场、爱民幼教点、700米河道文化长廊等,还安了100盏入村路灯。罗伟章写到:有一次采访昭觉民族中学校长勒勒曲尔,谈昭觉的教育,谈老师们培养学生的辛酸和喜悦,让他大半夜泪湿满脸。从这里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罗伟章的悲悯和善良。

  经历漫长的历史,步入现代化的道路起承转合曲折往复,社会对个体的人的规定性,对族群的改变和重塑,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都不是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的。不只是物质现代化,更主要的还是站在历史之上,找到路径,重塑文化,其实是一个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传统不仅意味着文化的累积和传递,还携带着沉重的道德含义,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地理学内涵不断拓展和深化,“这无疑会给生活在这些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中国人带来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变迁,以及相应的体验、思想、情感、理性、想象等的冲击。”同时提到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忧虑:“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我担心有一天我们的传统将离我们而远去,我们固有的对价值的判断,也将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罗伟章对此有自己的思考和阐发:“所有民族的传统,都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文化的多元,毫无疑问不是鱼龙混杂,而是发展各民族传统中积极的部分,将传统的变成现代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元。”“传统的伟大生命力,正在于它不是挂在墙上,它活着,并且流淌在具体而微的生活之中,传统是人和环境长时间相互渗透、争吵和商量的结果,是彼此妥协和适应的结果。”这些思考无疑都是真知灼见。

  发展教育,移风易俗,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普及农村医疗保险,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棘手问题,这些就是脱贫攻坚的目标。贫困的另一面,是凉山资源丰富,物产鲜美,村村寨寨的人互帮互助,其乐融融,仿佛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对待生命,彝族也有自己的生死观,认为死无非如竹笋脱壳,认为不病不痛的只有大地,不老不死的只有日月。这种观念既有及时行乐的消极一面,也自有其达观与洒脱。

  面对世界的分化,社会的变革,有时候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然而,历史总要继续书写,现实生活里混杂着不同代际、不同阶层生活的杂乱声音。过剩的物质,极度的贫困;钢筋水泥的城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川;慢慢消逝的神祇,由远及近的意识形态回音,这本身就是历史的生成。纵使遥远的大凉山也概莫能外。只不过大自然给出了容纳清澈和混沌的多种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携带着各自的理想或颓废,道德洁癖或同流合污,寻找独有的声音和尊严。命运带来的消沉,远远不能抵消面对苦难时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焦虑。大凉山,从来都不是与世隔绝的乌托邦。

  彝族人喜欢住山上,是因为现实需要。一是能养牛羊,积财富;二是能避瘟疫,山上寒冷,瘟疫通常不侵;三是能御敌。生存环境对人的影响,有时候是不可估量的,越是边远地区,越相信万物有灵,万物有灵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却是生命的态度。罗伟章走过了碗厂乡、竹核乡、塘且乡、美甘乡、龙沟乡、日哈乡、四开乡、大坝乡、解放乡、三岔河乡、特布洛乡、支尔莫乡、洒拉地坡乡……他几乎看遍了昭觉,所到之处,无不是壮美山河。罗伟章写到和冥王像合影的细节。欣赏冥王像,了解其艺术价值,同时也进一步了解彝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俄比解放说:“肯定是罗老师来了,冥王才专门现身的!”这崇高的赞美,让罗伟章哭笑不得。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于此可知。罗伟章真切的感受是,昭觉的天外还有天,西昌的天外也有天,那种人类是如此渺小的感觉越发强烈。

  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写过一本《照叶树林文化之路》,借各种作物讨论日本的文化起源和发展阶段,对于我们研究大凉山彝族生活和社会有一定借鉴意义。罗伟章还写到关于历法的两种传说,精神实质相似,都是在规范时间,同时又是对时间的逃避。罗伟章的忧患超越具体的时空,是关于人类文明本身的思考和追问。人类早期,许多东西都同根同源。罗伟章写到:事实上,我自己却常常像那些远古的祖先,担心黑夜之后没有清晨,冬天之后还是冬天;担心“不增长和不大加速就必然落伍”的观念,将使我们彻底丧失关怀地球的能力;担心资本的强力渗透,逼自然步步后退,使森林消失,大地喑哑;担心技术的贪婪革命对世界面貌的深度调整,最终会导致失控;担心人类的调整引发自然的反调整,可能让数万年凝聚的文明毁于一旦;担心我们所谓的精神贫困,仅指“经济精神”的贫困,却与内在灵魂无关,从而使这样的贫困定义本身就成为一种贫困;担心浮夸风正以变种的方式,侵蚀我们的社会肌理……这些忧思,比起实现物质上的富足,显然具有更深刻的警醒价值。

  罗伟章的小说多半是底层叙事,这些年他写下很多小镇世俗人生,写过温暖的日常,也写过人生的绝境。他有自己坚持的写作视角,丰富的生活体验,小人物饱满的情感世界,他的写作一贯真诚热忱,充满生命内在的美好和尊严。罗伟章是一位真正有情怀的小说家,他的写作不仅为我们抵抗这个时代的虚无提供了意义可能,而且为我们反抗无助的命运提供了动力和安慰。写大凉山,说到底,他是个过客,是外来者介入的眼光,即使多么投入,也难以完全实现精神情感同构,而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最难得的是他有着真诚的体恤和冷静的思考,不是为了必须完成任务敷衍了事,也不是带着旅游者的心态走马观花,他有焦虑,但更多的是渴望融入。

  大凉山有着神奇的山川草木,也有着凡俗人生。罗伟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独特的风景,充满了时间的空茫感和人世的壮阔感:“它们矗立在那里,已有亿万年,并不知人间发生了和正在发生什么。不知道,也不关心。和它们比起来,人是多么渺小。更不要说浩淼的星空了。”这些句子,散落在凉山热土之中,如同罗伟章内心的声音,热诚而充满力量。那些瞬间的情绪非常动人,万事万物相连相通的感觉,充满温情和力量。作家对生活的感受,既是从现实出发的理性认知,也是从内心流淌的滚烫赤诚。接近大自然的魂灵,就是接近存在的本质,接近一种高远的精神生活。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唯有大自然永在,成为人类的精神庇护所。

  《凉山叙事》中写到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现象,即大凉山民间的精神统治者毕摩。毕摩和苏尼,是彝族独特的神秘群体。苏尼相当于巫婆和端公,毕摩是彝人的心灵护佑者,彝族文化传承,毕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彝族历史,毕摩接受的教育最严格最系统,这一群体独占经书,掌握哲学、伦理、天文、医药、礼俗、工艺等全部知识,在彝人婚丧、生育、疾病、节庆、出猎、播种等日常生活中,负责沟通天地与鬼神,因而成为彝族民众的精神统治者。家支制度和毕摩群体,是彝族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彝族社会和彝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彝族走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有一定的阻碍。罗伟章没有简单否定毕摩群体,他认为,必要的尊重,合理的利用,家支和毕摩,就都会焕发出“正向”活力,对脱贫攻坚,特别是对禁毒防艾,具有非常切实的帮助。这是基于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立场,科学对待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与革新。

  《凉山叙事》追溯了大凉山区彝族漫长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对大凉山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存有完整的呈现,最重要的是罗伟章记录大凉山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作品的情感深度,来自于脱贫攻坚的干部,更来自于罗伟章内心的悲悯。他尝试更近距离地观察生活,走进他者民族的生活内部,理性而又满怀热情,面对原始和现代,喧哗和寂静,讨论文明的意义。他站在文化多元立场,尊重一个民族的自我塑造,在文明这一人类社会终极尺度上,与人,与历史,与大自然中的草木众生对话交流。罗伟章努力贴近不属于他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去感受和思考,超越陌生的经验和理性的分歧,以理想主义之光照亮了现实主义书写。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手机报码开奖现场直播